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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律师在侦查讯问中在场权的思考
作者:任红艳  发布时间:2018-08-09 15:55:49 打印 字号: | |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将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并且此时的律师可以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领域的重大进步,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此时辩护人提供的只有一些法律程序上帮助而无法深入开展到实体部分。律师法中关于辩护人给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帮助也仅限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就是说律师法也没有对相关的律师在场权制度进行规定。由于我国特殊的司法环境,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经明文规定在法律条文也是执行不到位,知法钻法律的空子甚至是违法的侦查行为也是屡禁不止,因此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对于实现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程序公平正义、人权状况的改善以及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我国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并无体现该内容的条款,立法者可能基于我国目前的不成熟的司法环境的顾虑而未提及该内容。但是作为一个追求民主、法制、文明的泱泱大国我们应该用宏伟的魄力和开阔的视野来对待整个世界民主法制的潮流,律师在场权已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得以确立、发展,诸如荷兰、英国、美国,就连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相似的越南也早在2003年就已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并已运行至今。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有条件的确立律师在场权——即先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讯问阶段引入律师在场权制度。

      一、国外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经验借鉴

      (一)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确立与实行之经验 在越南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律师在场权:侦查人员讯问被临时拘留的人和犯罪嫌疑人时,其辩护人有权在场;当讯问有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在场时,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其在讯问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和法定代理人都要在讯问笔录中签名。如果辩护人询问了犯罪嫌疑人的,有关讯问与回答的内容全部记入笔录。[1]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确立在越南刑事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较多的积极影响,充分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实现,改变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孤立无援的局面,充分实现了刑事诉讼中程序公正,同时保证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及所收集证据的真实客观性,可有效防止侦查讯问中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的发生。但是在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众多不足,也是我们在构建我们的律师在场权应该吸取的教训,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领域的出现,例如没有规定侦查机关不履行及时告知律师侦查行为、地点的义务或是不予配合律师行使在场权的法律责任,这样没有责任的法律就像一只纸老虎。并且辩护人在参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差强人意,更多情况下充当了侦查机关的见证人。

      (二) 美国律师在场权制度

      早在1966年的米兰达警告中美国式的律师在场权的雏形就得以显现,并且在后来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中逐步确立了适合美国国情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关于律师在场权的适用范围,美国的刑事程序法在查明真相、保护公共利益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之间做出了一个理性的权衡:

      1、在案件类型方面适用律师在场权的案件是除了情况紧急影响公共安全之外的案件。

      2、在适用的时间方面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既被讯问又被羁押以及在被正式指控后的辨认中。美国在权衡的时候认为只有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受到现实的威胁时律师在场权才能启动。[2]

      美国对律师在场权制度对案件类型和适用范围区别对待的这一做法对我们在构建我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但是美国在具体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过于僵化的保护会对刑事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一些重要的物证的收集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在借鉴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或克服的方面。

      (三)荷兰律师在场权制度

      在荷兰刑事诉讼法中律师在场权包括在律师帮助权内,是律师帮助权的具体实现和保障。但是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警察讯问的初期阶段(最长达六个小时),该权利尚不能行使。一般来说只有在犯罪嫌疑人被警察拘留或候审还押时,或者法官授权对其继续羁押时,律师才会介入。在荷兰的成文法中未规定警察在讯问时必须有律师在场,但是在检察官或侦查法官讯问时一般应当有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法》第57条和186条a款)。[3]在2008年荷兰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兰德,鹿特丹-睿芒德两个警区试行法令要求:被控侵犯人身权的犯罪嫌疑人在警察侦讯时,律师必须到场。这一做法也表明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第一阶段,律师在场权并没有得到落实。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首先律师在场权制度在荷兰的实施是试点实行,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基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每个区域、省份的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我们可以先在某个区域或省份搞试点实行;其次律师在场权制度在荷兰的司法实践中也是阻碍重重甚至执行的也很不到位,也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具体的在荷兰本地运作,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作为经验吸收或借鉴。

      二、在我国确立律师在场制度的必要性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律师能够提供的法律帮助有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调查取证、会见通信等,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除了要求以上列举的一些程序上的律师帮助外最渴求的恐怕就是自己的人身权的也能够得到保护,因此在侦查阶段实行律师在场制度有利于给此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二)律师侦查阶段在场制度的确立可以有效监督侦查机关的侦讯活动,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

      不难发现近几年全国各地出现的冤假错案除了一些侦查技术手段落后的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些主观的人为因素如重口供轻证据导致侦查机关在侦讯环节严刑逼供或是变相的刑讯逼供,一些犯罪嫌疑人难以忍受酷刑的折磨从而承认了并非由自己所犯罪行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冤假错案中侦查人员在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后发现无法与案发现场或是证据相吻合,那怎么办?案子总不能不破吧,可从仅有的实物证据又不能发现其他新的线索,那么能把手里的替罪羊放了吗?当然不能了。那么我们“伟大”的侦查人员便会发挥自己的力量让口供与案发现场“相吻合”。如果可以在我国确立律师侦查阶段在场制度则可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的普遍发生,至少可以在侦查讯问阶段的口供提取环节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景象,民警们将“抓”回来的犯罪嫌疑人粗鲁地押进讯问室,犯罪嫌疑人的裤子已经掉到了脚脖子,他的上衣也是脏兮兮的被套在自己的头上,胳膊被反扭着。犯罪嫌疑人衣就是这样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呲牙咧嘴的被押进讯问室,随后讯问室的窗帘即被拉住,我们不再看到里面的情况,接下来有民警不断地从那间讯问室进进出出,持续时间远远超过24小时。我们能说所里的民警没有刑讯逼供?恐怕不能。我们谁都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犯罪嫌疑人究竟经历了什么?还有我想说的是犯罪嫌疑人是第二天下午六点以后才被送往看守所的,这远远超过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24个小时。同时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在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的第二天早上其家属来到派出所里,我问是否是派出所通知他们的,其家属说不是,是他们自己打听到的。这些由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规则都没有办法保障,可想而知犯罪嫌疑人自身的人权想要得到保护的困难了。

       (三)侦查阶段律师在场制度可以减轻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从而更加从容的面对侦查人员的每个问题而不至于慌乱无主

       律师在场可以在讯问结束后帮助犯罪嫌疑人审阅讯问笔录,减少笔录中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有出入的地方以及一些犯罪嫌疑人难以发现的瑕疵,这样做同时也减少了庭审中的一些反复,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庭审中的翻供率,为庭审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从而有效的节约了司法资源和时间。

      三、在未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也必须考虑到如何让律师在场制度发挥最多的正面效应而减少它的负面效应。

      (一)最主要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大力提高律师的业务水平和执业道德 在目前的中国法律界律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参差不齐,而在刑事诉讼这个领域是最能体现一国人权水平的领域,人权的保障和提高离不开刑事律师的参与。而庞大的诉讼的事务又需要众多的律师来参与,如此庞大的律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的提高是我国法制发展的重要环节。而律师执业水平和执业道德的提高也会作为一个显性的因素立马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发挥其重要作用,保证中国法制进程的顺利前进。

      律师的执业水平和执业道德的提高首先可以为刑事诉讼的进行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确立营造良好的氛围。其次由于目前我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面对每年巨大的刑事案件司法力量的短缺和刑事司法技术的落后以及对刑事律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执业道德的担忧从而导致三机关不愿意律师过早的介入到刑事侦查的过程中,因此辩护律师的职业水平和执业道德的提高也为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实行解除公检法三机关的后顾之忧,从心底里减轻对辩护律师参与讯问的抵触,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在与律师相处的过程中更加的信任和融洽,从而为实现法治国家、法制社会、法治政府的中国梦保航。

      (二)保证司法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以及司法机关的办案水平和刑事司法技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先进的司法制度必须有与其像适应的司法环境方能生根发芽。因此辩护律师在场的实行要想获得理想的实践效果就必须优化中国现实的司法环境,除了律师队伍的建设外以及公民的法制观念的提高就剩公检法三机关的自身建设。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几千年的封建他统治要想在短期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制国家、法制社会、法制政府、法制公民绝非易事,因此公检法三机关的自身建设对一个先进的司法制度在中国这片独具特色的司法土壤上生根发芽显得尤为重要。

      (三)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

      良好的法律制度以及精良的执法办案人员的具备只是辩护律师制度确立实行的其中两个重要环节,而要想最大化的实现辩护律师参与制度的效用就应该还有公民法制意识相配合。只有一个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才能为辩护律师在侦查讯问阶段的参与提供一个良好的实现平台。因此今后的全民普法工作的大力开展也是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实施的必要环节。

      (四)制度的规范,法制的完善

      1、就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必须在案件类型和在场时间的范围进行限制,此处不再赘述。

      2、参加侦讯的律师要严格保守案件秘密,未经侦查机关允许不得对社会媒体和犯罪嫌疑人家属公布透漏案件的进展情况。

      3、律师在场权的确立是在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之间的一个权衡,因此在侦查阶段的讯问环节律师不得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例如不能刻意教唆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对抗或为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等。律师的参与也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不得逾越法律肆意曲解法律,误导犯罪嫌疑人。

      4、对参与侦查讯问的律师的律师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其以往的执业资信也要进行严格的把关。严禁在以往的执业生涯中有污点的律师作为侦查讯问时期参与讯问的律师。

      四、关于在我国确立律师侦查讯问阶段在场权的构想

      (一)在我国侦查讯问阶段引入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

      1、在中国古代的刑事审判中,官府衙门集侦、诉、审于一身,而犯罪嫌疑人则是集被告与辩护的职能于一体,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既是犯罪嫌疑人又是辩护人,是至始至终参与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那么今天的我们也可以从古代刑事审判中学习、借鉴经验,让辩护人在侦查讯问阶段就参与其中。

      2、侦查阶段是侦查人员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运用各种法律规定的手段和强制措施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惩罚犯罪的过程,其最主要的特性就是秘密性,那么律师想要全程参与到侦查过程中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是缺少条件的,那么既要保障人权又要尽可能的减少对侦查活动的妨碍,最大化的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平衡,那么就是只在侦查阶段的讯问环节让律师参与其中,这个阶段律师的参与不会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目前我国刑诉法中规定光有口供不能定罪所以侦查人员注重的是实物证据,即使在讯问环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口供,可以据这些口供找到实物证据,那么律师也不会先一步取得该证据或是破坏该证据,因为我们侦查机关的速度应该还没有迟缓到赶不上律师的地步,顶多就是与律师同步到达犯罪现场,那么让侦查人员在律师的参与下收集实物证据只会更加促进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全面性,而不像以前只是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证据。

      3、在众多西欧国家一及以些亚太国家早已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而某些国家也频频以我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来对我国施压,尤其是对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人权保障指手画脚,严重影响我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以及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提出主体 在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提出主体可以考虑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双重主体。首先要明确的是在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是犯罪嫌疑人的绝对权利,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理由可以剥夺。在讯问开始时侦查人员有义务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有通知辩护律师到场参加讯问的权利,如果其明确拒绝辩护律师的参与则必须同时征求辩护律师的意见,如果辩护律师也同时拒绝参加则侦查人员方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其次赋予辩护律师在场权是对目前我国人民法制意识普遍不强的情形下难以有效在侦查阶段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状况的有效补充。

      (三)关于在我国确立律师在侦查讯问中在场权的概念分析

      律师在侦查讯问阶段的在场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1、讯问过程的全程在场权,即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每一次讯问以及每一次讯问的开始直至结束,律师都有权在场。2、权利告知权,即在讯问开始前,律师有权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义务。3、法律咨询权,即如果在讯问过程中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法律术语、法律问题或对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侦查人员的讯问方法手段等是否合法,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律师询问,律师必须如实回答。4、监督建议权,即律师有权对讯问人员的行为、方法、态度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现场监督,对违法讯问或肆意扭曲法律的行为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威逼利诱提出异议,要求改正;5、见证权,即律师有权要求笔录人员及时记录律师在讯问过程中的意见建议与异议。讯问结束后,律师有权要求审阅讯问笔录,核实无误后签字,而未经在场律师签字的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4]

      (四)、在适用范围上结合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有条件的在中国实现这一制度的确立

      1、在案件类型方面只有在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时必须强制适用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制度。这样的惩罚力度往往针对的是一些大案、要案、甚至一些命案,而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有一说法甚为流行即“命案必破”,面对上峰的压力以及破案率的要求侦查人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各种手段破案,而面对一些难案,侦查人员无法从实物证据找到突破口,于是便转向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实物证据,这样以口供为王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形成。而一般的刑事案件侦查人员也不会冒着被革职查办甚至获刑的风险去进行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当然也不是说一般的刑事案件就绝对的不适用律师侦查阶段在场制度,如有特殊情况也可以适用。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我们的律师在场制度则无一例外的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

       2、在律师参与讯问的时间方面即在侦查阶段的每一次讯问的开始到结束。只有在这一阶段犯罪嫌疑人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处于侦查机关的处置中,精神的恐惧加之侦查人员不当的讯问手段和态度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只有在此时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更容易受到侵犯因此也更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犯罪嫌疑人口供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一阶段在律师的参与下侦查人员能够用合法的程序和手段取得扎实的口供,那么势必会减少在庭审程序中的翻供率。

      3、在法律规定的制定方面应该在良好的制度制定的同时辅之以更好的操作性和严明的法律责任。其一:公检法三机关的“官本位”的职权思想在新的司法潮流里必须改变,否则再好的法律制度在执行不力、不到位或根本不执行的情况下也会变成“纸老虎”而非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护身符。每一次的变革都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神经,这是无可避免的,因此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改革甚至阻挠改革,一些部门不愿我国的司法改革动了自己的“奶酪”,这些都是改革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但是我想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直向前的,我们的法律也是越来越公平、正义、文明的,我们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中国梦也必然会在这一民主法制潮流中得以实现。一个先进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必然要根植在适合它的土壤上,而这土壤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因此要想先进文明的法律制度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摈弃中华几千年文化中的糟粕,就比如我们的百姓遇到困难最先想到的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而是托关系送礼,而执法工作人员恰好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刑事司法领域找人托关系请客送礼这样的歪风邪气往往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或是一个圈子,有的执法工作人员甚至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接受当事人的礼品,可是他送了你不拿就好像你是故意装清高一样,和同事也处不好,大家也不敢和你亲近,这样就好像是我断了大家的财路。”每个当事人都这样做,每个执法工作人员都这样想,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能够对此有正确清醒的认识,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实践理论水平,努力用十八大关于建设清正廉明的司法队伍的思想武装自己以适应新形势下司法潮流的变化,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知识理论水平不够或设备理念落后而作中国法制进程中的绊脚石,同时要刻苦钻研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制度,加强司法力量的充实。其二:在吸取越南的刑事诉讼领域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实行的不足经验我们应该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侦查机关每次讯问前都应该按照规定及时通知律师到场参加,没有律师到场参加并签字确认的讯问笔录不得作为呈堂证供。要确实保证律师的事先被告知权,要通过法律制度将律师确实能够到场参加予以落实,必须严格规定如侦查机关故意不告知或不及时告知的法律责任。如确有紧急情况需要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而又无法及时通知律师到场参加的则必须在看守所准确登记进入、离开看守所的时间以及开始、结束讯问的时间并同时启用录影录像制度,必须不得中断地对侦讯过程进行全程记录。同时也要对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侦讯行为以及看守所人员的违规操作行为予以严厉的惩罚。其三:如果负责本案的律师因为其他重要的事情不能到场参加则需律师事务所指派所里其他有资格的律师到场参加。对于律师懈怠参加侦讯的行为律师事务所必须严格处理,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处理,律师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吊销其律师执照。

 参考文献

 a.专(译)著:

      ① 帕尔特.海因.凡.科姆普恩 荷兰刑事诉讼程序权利保障及其新发展 (倪铁 陈波译) 犯罪研究 境外动态 2013年第1期

b.连续出版物:

      ① 伍光红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月 第30卷第2期

      ② 陈宇翔 美国律师在场权适用范围探析 法制与社会 2009.12(上)

      ③ 李红琳 论律师在场权与侦查权的博弈与平衡 法制与社会 2012.04(中)

      ④ 杨光普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侦查程序的变化与完善——以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为视角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 第36卷第5期

来源:榆林中院
责任编辑: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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